宜丰县位于江西省西部荞麦茶，始建于三国吴大帝黄武年间（公元222—229年），后数度并立，唐代归入高安县。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另置新昌县。民国三年（1914），因与浙江新昌县重名，重新恢复宜丰县名。
“鲁班坊”现存于江西省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之后埠自然村。后埠为唐代毛氏古聚落，毛氏族人至今居此。
花桥乡位于宜丰县东北向，生态优良，林木翠秀，稻香醉人，民风也很纯朴。该乡文化积淀深厚，以船形山遗存为代表的史前文化昭示了该乡五千年的文明史。至唐宋时，人文蔚起，尤其以宰相之风为甚——
花桥鲁班坊，为位及副相的唐代参知政事毛俦之子毛珪所建，意在宏张相家显贵门第；鲁班坊前曾有“尚书第”，也是为纪念毛俦之相职而建，此处之“尚书”，并非指六部尚书，而是民间对宰相的习惯性借称（古之及相者称为“尚书台”、“尚书令”，唐太宗就曾任尚书令，唐代因故未设尚书令实职）；花桥乡之晏源自然村，是北宋名相、大词人晏殊的祖籍地，晏殊少时曾随其祖父晏郜到花桥晏源寻祖，后族人在其嬉游山坡建亭阁作纪念，即今之晏源“相公堆”；南宋花桥乡雷家自然村出了位宰相雷孝友，时与史弥远、钱象祖等并居相位，死后葬花桥施源村，封唐国公，清代以主修故宫闻名的雷发达（习称“样式雷”），其家族就是由花桥雷家繁衍而出。
花桥鲁班坊，就是为张显相家门第之风而建，此唐代木建筑，历1334多年仍完好如初，为世之珍稀。鲁班坊始建年代，地方志及族谱绝对纪元为“唐咸亨四年鼎建”（673），比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唐代木建筑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唐建中三年即公元782重修）还要早一百多年。本文就古文献、原构件、建筑法式、建筑元素与风格、保存环境等多角度对鲁班坊进行了考证，初步得出 “鲁班坊是中国目前原构件保存最早、最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之结论。
近期，在资深考古专家肖发标研究员的指导下，对鲁班坊将做进一步的科学论证，鲁班坊的千年神奇面目终将闪亮登场世界。
一、中国最早唐代木建筑之发现
“二唐寺，瑰宝世间无。”这是赵朴初先生对山西五台县唐代建筑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的赞词。南禅寺大殿是大众已知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我国唐代建筑的代表作，也比之前发现的佛光寺的修建时间还早70多年。
关于“中国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发现，始自于著名古建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抗战前，日本人狂傲地向全世界宣称荞麦茶：中国已经没了唐代或唐以前的木建筑，要看唐代的建筑就要来到日本东京和奈良来！——这话让梁思成、林徽因听了非常气愤，他们决定打破日本人的这种谬论。1928年，结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偕同回国，开始在国内各地考察古建筑，然苦觅唐代木建而不得。一次，梁思成偶然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拍摄的唐代壁画《五台山图》，载有“大佛光之寺”，深谙《营造法式》的他凭直觉感到这里有重大发现。1937年6月，两人骑上毛驴兴奋地前往山西五台山，开始了中国唐代木建的寻访之旅。在佛光寺，他们根据殿主题名与石经幢刻文 “唐大中十一年”（ 857）纪年落款，确定佛光寺的绝对纪年，当即向全世界宣布发现“中国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从而也宣告日本人的狂言破灭。由于佛光寺还有精美壁画、彩塑，加之唐代木建，梁思成于是将佛光寺称之为木质古建中的“中国第一宝”，后又被视之为亚洲现存最早木构建筑。
佛光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法后成为废墟，佛光寺作为唐木建的主要部份指残存的东大殿及内殿。遗憾的是，因为时局动荡，梁思成、林徽因与距佛光寺西北几十公里的南禅寺擦肩而过，而南禅寺重修于“大唐建中三年”（782），比佛光寺还要早75年， 直到1953年才由山西考古人员发现，佛光寺时间不得不退居于全国第二。然而，佛光寺作为历史改动少、保存原建规模更大，至今仍被国内研究唐代木构建筑的第一标本性范例。
二、宜丰鲁班坊更早于山西已发现之两座唐代木建
鲁班坊，位于江西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厚埠自然村，厚埠为唐代毛氏古聚落。鲁班坊为毛氏族人唐咸亨年间所建。
据厚埠及全国多处《毛氏族谱》载：唐贞观时，河南荥阳人毛俦（毛大参）任江南道大使（当为黜陟大使）加参知政事，位及相位，故与与名相房玄龄交好，在江西也颇有政声，深得地方称赞，显庆二年(657)因官入籍而将家眷迁至今江西新建县松湖乡钱洲村，成为江西乃至江南毛氏始祖。其第四子毛珪（字国器,名壁，谱名仲珪）,“以儒隐，纵情山水”,于咸亨年间(670-673)自钱洲分迁新昌（宜丰旧称）太平乡（今花桥乡）之厚埠，为宜丰毛氏始祖，其后衍为八族。唐咸亨四年（673），毛珪率厚埠族人众建牌坊，即今“鲁班坊”，经风雨1334余年，仍屹立如初。
鲁班坊全坊呈长方形。坊内四壁板上原书有《仙坊记》。据实地估测，地面距歇山顶最高翘檐约6.7米，其中从门楣往上高度就约4.6米；坊间进深5.3米，面阔4.3米，两附室宽2.7米。外观气势雄伟，轮廓俊美古朴，梁架结构简练；斗拱雄健、出檐深远；门楣至歇山顶翘檐高度与门柱高之比约为三分之二，础柱饱满，立柱丰硕，突显雍容丰腴之态；整个建筑无一钉，全是榫卯构结；除柱础与基脚外，全坊无夯墙或叠石墙基——这一切，处处突显唐风。
三、鲁班坊为中国现存最早唐代木构建筑之析证
宜丰鲁班坊为中国现存最早唐代木构建筑。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分析、比较予以确定：
〈一〉鲁班坊建立时间有绝对纪元为史证。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新昌县志》及之后历修县志，均载有《鲁班坊记》。此记为厚埠毛氏族人、乾隆间邑廪生毛应求所撰，作于乾隆五年（1740），该文开篇第一句就明确指出鲁班坊自“唐咸亨历今相距千余年”，《毛氏族谱》也有相同记载。
《毛氏族谱》还刊有清代毛氏族人所撰《珪公迁居后埠基宇记》一文，中有“大参有子，日仲圭甫，自彼钱洲，来相兹土……惟德动天，鲁公输子，乃立前坊，名留今古”，详细说明了咸亨人毛珪当年卜居此地后建坊的功绩。
鲁班坊门楣上原悬有一古匾，横书“鲁班坊”三字，右上题“唐咸亨四年鼎建”，左下书“明万历元年孟秋月善士毛应玺重修”。 “文革” 期间，毛氏族人为保护古匾，将它拆下存放猪圈，原挂匾处书上“为人民服务”字样。后古匾因族人保管不善而不知所终。
乾隆版《新昌县志》现分藏于宜丰县档案馆、中科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史可稽。
以上古匾与旧志、族谱互证情状，与梁思成以佛光寺梁上文字与石经幢刻文互证如同，佛光寺由此确定绝对年代为唐，鲁班坊 “唐咸亨四年鼎建”更属毫无悬念的绝对纪元。
〈二〉鲁班坊建筑形制与风格所体现的唐代原始元素。
1、建筑风格尽显唐风。鲁班坊，为全木结构单檐歇山顶四方楼亭式。屋檐高挑上翘，出檐深远；密接五跳斗拱，挑出五层，后为四迭垛；单檐歇山顶，脊榑之下有大叉手承之；牌坊由四根大柱支撑，柱子粗且大，上细下粗，体现了唐人尚丰审美情趣。整个建筑显庄重大方，唐以后建筑中少有这种简练、笃实、古朴、雍容丰腴和雄浑稳健的气势，唐风十足。
2、侧脚明显。为了增加结构的稳定性，鲁班坊檐柱柱脚向外抛出，柱头向内收进，这种结构是典型的唐建特征——“侧脚”。 宋《营造法式》也是在总结唐人的基础上，才将“侧脚” 作了规定：建筑的外檐柱在前后檐方向上向内倾斜柱高的千分之十，在两山方向上向内倾斜柱高的千分之八，而角柱则同时向两个方向都倾斜。而鲁班坊的柱梁切角正接近此比例，但上内倾、下外斜角度更大，显然更早于宋式。从这个特征上来看，鲁班坊当是唐代建筑“侧脚”样式的化石标本。
明代以后侧脚逐渐减弱最后废弃不用，从实物来看，明代建筑中事实上再也见不到侧脚这种营造法式。
3、歇山顶唐建特征明显。初看鲁班坊，有汉阙之型。鲁班坊为单檐歇山顶，这正是唐建普遍特征。宋、元时期，歇山顶开始改为重檐歇山式并大为流行。宜丰县城之“南园”为现存宋代建筑，即属重檐歇山顶，与鲁班坊之唐风明显不同，通过一县两古建近地相比较，时代特征就分外明显。鲁班坊的单檐歇山顶属九脊顶，分别为一正脊、四垂脊和四戗脊，结合直线和斜线，转角清清晰，视觉上显棱角分明。
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多为单檐（五脊）或重檐庑殿顶（四阿顶），再无此种型制与风格。
4、鲁班坊歇山顶较小，没有山花板，且透空可直见梁架； 博风板勾线简练，不似宋明时繁缛。
明清时期，江南各处建筑开始出现了大歇山，习用砖砌或隔板做山花（歇山式的屋顶两侧形成的三角形墙面）；清代常在博风板后加上山花板。同时，从明开始，歇山式建筑日趋高大，收山的尺度缩小、正脊的尺度加长。鲁班坊则至今保持了小歇山、无山花墙且透空、收山尺度大等唐木建的时代特征。
5、横梁施有唐代典型的朱白蓝三色彩绘。唐代建筑，流行朱红与白色的组合，其他颜色也有了统一的规划，并形成等级制，如：黄色为皇室专用色，红、青、蓝为贵族之色，民居只能用黑、灰、白三色色。而鲁班坊横梁施有红白蓝三色彩绘，这恰好印证了上述色彩使用的时代特征：白色作为当时的主流色而出现之；同时，因鲁班坊主人毛珪之父毛俦官至江南道黜陟大使加参知政事，位近副宰，所以彩绘中才明正言顺地使用了红、蓝二种贵族才能使用的色彩。
6、唐代特有托木——“如意托”。此坊横梁托木为唐代典型构件“如意托”，作为较早托木构件，它也是宋以后古建中雀替的雏形。唐代还没有出现雀替这种构件形制，但有托木出现。即便是到了宋代，雀替也还未正式成为一种重要的构件，此时也只是在柱与阑额处置拱形横木作交托。鲁班坊交托阑额的只是一块如意状托木，而如意状托木正是唐代才有的典型制式。
明以后，托木始正式发展为 “雀替”，即民间习称的“牛腿”，此时的雀替作为一种美学构件，其图案多半为龙凤花鸟甚至人物故事，样式、纹饰均与唐代“如意托”风格相去甚远。
7、独见“大叉手”。“大叉手”是用来承载脊榑的唐代木建特殊构件，状为两叉手相抵如人字形的斗拱。大叉手在汉代即已见之，北魏时通用，宋元之间则是大叉手和侏儒柱合用，明清以后仅有侏儒柱而无叉手，这种营建法式的演变各代脉络十分清晰，少有悬念。据资料载，敦煌壁画曾绘有唐代屋架,也只见叉手而无侏儒柱。当年梁思成发现佛光寺大殿平梁之上“大叉手”时之所以极为兴奋，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仅以“大叉手”承载脊榑而不设侏儒柱的制式，正是唐代木建独有且最为重要的特征。
鲁班坊支承歇山顶脊榑的正是用的“大叉手”，而无侏儒柱，是唐代木建独有特征。
四、历代只作个别构件重修而非重建，原建千年未易，历史改动小，主体原貌保存基本完整
一个古建的断代，可以从风格、形制加以基本区别，但是否属原物，则有三种可能，一是按原样重建，二是部份构件重修，三是未作任何修改。作为假设，这三种情况都可能成立，但前提必须是有证据来支持。
鲁班坊为后世重建一说，无任何证据支持，可排除；作部建筑构件为原建物，显然也不合事实，因江南多雨，梅雨季潮湿，木质构件保持几百年虽是常态，但要保存上千年而不朽非环境特殊较难实现；鲁班坊属重修且少有改动一说，则有诸多实物与文献记载可支持：
〈一〉文献佐证鲁班坊主体曾千年未易。
宜丰地方志及《毛氏族谱》明确记载：明万历元年孟秋月也即农历1573年7月，毛氏族人毛应玺主持了鲁班坊的重修。这一年，距鲁班坊的建立时间（唐咸亨四年〈673〉）恰好为900年整，是一个特殊纪念年。按地方古俗，凡对一个长久祈愿的事物进行纪念，有“逢九满十”之习。这次对鲁班坊的重修时间点，正好逢“九”，当视为一种对部份构件进行完善、以示求千年之固的纪念举措。
〈二〉乾隆之前，鲁班坊千年间的真实保存状态是完整如初。
明万历重修之前，鲁班坊实际存在状况如何？有乾隆间《新昌县志》及《毛氏族谱》所载《鲁班坊记》为证：
清乾隆三年（1739），毛氏众议重修族谱，在外谋职的族人毛应求（邑禀生）应邀参修族谱，他回家后，对久别的鲁班坊作了一次全面的考证，并于第二年（乾隆四年〈1740〉）写下了《鲁班坊记》，详细载述鲁班坊创建、修缮始末，文中所涉三点史实，于当下鲁班坊的考据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史证：
1、《鲁班坊记》文曰：“唐咸亨历今相距千余年”、“慈坊之建也，不甚高且大，历年余年而失火不毁、鸟雀不巢，仙迹之存不与时而俱迁”，确定千年间鲁班坊始终如原屹立未毁过。
2、《鲁班坊记》详细记述了唐咸亨年间后埠毛氏基祖毛珪建坊过程，并提到当时毛珪寻求木匠遇奇人之事；也提到族人将此奇匠视为鲁班再世的故事。由是，毛应求才写下了《鲁班坊记》，其中明确了鲁班坊为唐建之事实和坊名之来由。
3、据《鲁班坊记》作者自述，毛应求在乾隆初所见鲁班坊，坊名时为“鲁仙坊”而非“鲁班坊”，也即乾隆之前鲁班坊额铭实际上为“鲁仙坊”；“鲁班坊”之名始于《鲁班坊记》成文之后。由此可推断鲁班坊后来之额铭 “唐咸亨四年鼎建、明万历元年孟秋月善士毛应玺重修”应为清代人毛应求所题制，同时可证出明万历元年（1573）至乾隆四年（1740）的167年间，鲁班坊没有出现超万历规模的重修。
〈三〉、从鲁班坊历代修缮情况看主体从未改变。
乾隆之前，鲁班坊见诸文字的修缮有过四次，最明确的重修即上述明万历元年（1573）之重修；其余三次修缮唯只字片语载于坊间木板上，因年代久远很难全部辨别，所存字迹语焉不详，恰也说明只是小小的修缮而已。
在鲁班坊坊板上，写有墨书“二十世……兄弟重修”、“二十七世祖于正德”、“二十九世祖、三十世祖皇清乾隆三十九年合门重修”等字样（同见《宜丰文化志》，但原志记载有误）。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断出，明万历之前有过二次小修，一是明正德年间（1491－1521）由毛氏二十七世祖主持；二是由早于正德年间的毛氏二十世祖主持。二十世组与二十七祖代际隔了六代，以正常二十年一代计算，约相距120年，那么二十世祖的重修活动当在明洪武年间（1368－1398）。也就是说，鲁班坊在明代有过三次修缮，分别是洪武年间、正德年间及万历元年，其中洪武、正德修缮规模当小于万历时，也证明鲁班坊木建在整个明代整体没有大的变易。同时，既然洪武也就重修过，鲁班坊的始建更与明代无关。
明万历之后的乾隆三十九（1774），又有过一次重修。近日，江西民俗摄影家丁鲁先生现场钻入歇山顶内，摄得正脊托梁一行题梁墨书，文字虽然只现一半，但从结构与笔顺分析，其中“合门重修”四字足可明确断识，这与坊板墨书“二十九世祖、三十世祖皇清乾隆三十九年合门重修”中的“合门重修”记载相吻合，由此也可断定：本次重修，是厚埠毛氏两个不同代际的支房共修，对原建的最大变动仅是更换正脊梁而已。
综上所载，从明洪武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间的四次修葺，其中三次为小修，唯万历之重修可能工程量稍大些，所以换额以志之。
〈四〉从多次修缮志字考察，鲁班坊并没有进行过主体变易，建筑历史改动很小。
证据一：明万历元年（1573）仅是重修，而非重建，也即保存主体只对部份构件进行修葺。古人重修、重建界定分明，如五台县南禅寺平梁有墨书题字 “因旧名旹(时)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 同为五台县的佛光寺，也明载明“大中十一年（857）京都女弟子宁公遇和高僧愿诚主持重建”。同时，按宜丰地方习俗，凡对祠堂、寺庙修建，如属“重建”则梁上必题书“重建”、属“重修”则题书“重修”，例证随处可见，绝无将二者混称者。由此可知，鲁班坊万历之重修依然保存着唐建原貌这是不争的事实。
证据二：据对乾隆三十九（1774）正脊梁重修志字分析，本次修缮主要是对正脊梁给予更换。至于万历、乾隆之外的二次修缮，只可能是个别构件修葺的更小工程，否则至少也会有较多志字存留。总之，历次修缮，都证明延续保存了唐代木建主体原貌，历史改动很少。
证据三：我们在对八、九旬当地毛氏长者进行采访时，采访对象说：“鲁班坊自古从来没倒塌过，但倾斜却有过，所以修修补补的事历朝都有”。毛氏是原住民，鲁班坊的任何稍大事件，都将口口相传保留下来。另有一位毛氏族人举过一例证，说当年修鲁班坊时，“拆了不会装，结果多出了一箩筐旧斗拱”。由此也可以推断：以前修缮斗拱时，只是个别修理，否则不存在旧构件还原窘境一说。
证据四：作为主构件的后横梁，人为地将一端的近柱处一切为二，两头完全分开，为使其担当支撑，仅在下方用一如意头托住，这显然不合常态，因为随时都可能埸下。然而，民间传说这个切口初建时就存在，并有神奇传说。那么，原建是这样，后期的重修按理首先就要将这根横梁赶紧换掉才安全，可事实是至今还保留着。此怪相虽是让人不解，却反证了这根横梁已存在千余年。
五、从构件中的异代迭合关系，证实了鲁班坊大立柱自唐保存至今的原因
在对鲁班坊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有一种奇怪现象让人不解，即柱础为双层，两个柱础加迭高至二尺余，显得立柱过于粗短且柱础高踞，这既不合古建常态也非唐代柱础规制；同时，上下两块迭加却独立的石础，形制及风化程度明显属于不同年代，不可能是同期之物。然而，经仔细考察分析，又清晰可探其中的原由了。
〈一〉鲁班坊双层柱础属不同时期，上层础石的后期垫加是出于对唐代原立柱的有效保护。
宜丰自古称柱础为“磉”，这恰是宜丰方言自唐以来中古音的遗存特点，而“磉”本身也是古代柱础诸种称法之一。鲁班坊双层柱础中的上层础石，为带鼓钉的鼓形石，这种柱础主要见之于明晚期到清前期，此处则表现为明风；下层础石为早期覆盆式，分两迭，下迭八方形、上迭扁圆形，明显属唐风，体现了唐人“天方地圆”地分八极的朴素宇宙观，也映衬了唐人容纳八方的行世观。这种柱础断代，有实证可参照：近年，宜丰对唐代名刹黄檗寺进行重建，挖基础时在遗址出土有唐代黄檗寺硕大柱础，即为此形制。按常理，一般认为唐代柱础多覆盆莲式，考江西柱础，覆盆莲式实际大量流行于明代，宜丰天宝等古村所保存众多的明代建筑，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所以，鲁班坊简素的覆盘式柱础，正是远比明代更早的唐代柱础形制之实证。
〈二〉鲁班坊双层柱础属不同时期，恰恰反证了鲁班坊大立柱为唐代之原建木柱。
一个柱础由两个不同时代的石础迭加组成，且下层风化近一公分、上层风化仅及表面，如属同期建造，这犹如“关公战秦琼”，显然不合逻辑。鲁班坊石构件出现这种情况，合理解释只有一个：即上层石础必定是后来垫加进去的。这个理由不仅是一种最接近事实的解释视觉，更是一种合乎宜丰地理气候特征的事实存在——
江西多雨，梅雨季节更甚，木建最易腐朽处就在木柱的近地处。宜丰古为楚地，与湖南相邻，赣湘习俗相通，自古建祠建楼坊，门首两根大立柱必是株木，取“朱门”之意，“朱门”也恰是唐代雅俗都知的对贵族的泛称。对习俗讲究者，整体建筑中往往要使用五种木材，分别是杛树、侯樟树、柏木、梓木、楠木，暗喻“公侯伯子男”爵位。株木在江南各种木种中，耐腐性偏强并少虫蛀，但经年累月被湿气所侵，最多也只能存数百年；如处干燥通风处，则经久耐用保存千年以上是常态。
鲁班坊柱础之所以出现不同时代的迭加石础，疑为当时大木柱近地端或因受潮较多、岁月侵蚀过久而致朽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重新更换立柱，但这意味着所有主体建筑都要拆卸并很难保证复原；二是裁截下端尺许，加石础垫空。即便在今天，两种方法我们还是可能取用截脚加垫石的方法，既省工省时又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建。这样，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两种时代不同期、风化不同步的石件迭在一起的原因了，同时也反证了双层石础之上所存四大立柱，依然是唐代之原木。
从上述木柱截脚加垫石分析，也可反观今之所存鲁班坊上部大横梁风化的时代性。株木下端因受潮和岁月侵蚀会导致朽裂，那么上端木质按常态则会呈碳化龟列状，鲁班坊上部木构件恰恰大多呈此状，横梁和柱顶更甚，所不同的是，碳化龟列的梁柱刚性反而更强，所以支承力还可以支持很久，直观其强度再过数百年也似无所谓。
〈三〉鲁班坊截脚加垫石工程的时间点当在万历重修时，于鲁班坊原建而言不属大的历史改动。
明万历元年毛应玺主持的重修工程，清人毛应求特别作记以述始末，显然这次重修属鲁班坊修缮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次，或谓工程量最大的一次，所以值得追忆并志书。从毛应求《鲁班坊记》得知，他当年写记之前看到鲁班坊正面原状时，始不以为然，曰“柱础仅六耳”。这句话，恰可反证乾隆间鲁班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六柱样式。由此也可以断定，六个柱础的形制，定是乾隆之前的事了。（之所以提出面阔方向的六柱础形成于乾隆之前这一问题，是坊之两侧附室木建疑为乾隆前附加之物，而加建之时，只可能是在万历重修时，所以两边附室显露了一定的明代风格，但也不关原木建事。此处暂存疑，另论）。
总之，鲁班坊重修时截脚加垫石，并没有改变整个原建性质，反而说明了古人对原建的保护精神；两附室假设真是明万历所加建，目的也是旨在夹固原建，并没有减损原建构件。所以，纵上所述，鲁班坊虽是有过多次修缮历史，但基本上主体构件完整保存了下来，较之于南禅寺、佛光寺而言，其原建全貌及材质保存更完整、更本真，所以更具唐代木建标本意义。
六、以神奇断梁结合传说，揭示鲁班坊原建横梁千年未易之谜
按照民俗学原理，大凡有故事传说，绝非空穴来风，它的后面总有一个母题事实隐在其中。联想到清人毛应求所述其基祖毛珪建坊时遇奇匠之事，所涉《鲁班坊记》中的故事与民间传说虽然各有版本，但所有信息都共同指向一处：当年奇匠瞬间让牌坊摇摆立止的奇术究竟是什么？在当地毛姓氏族的传说中，具体也提到楔子一事。我们向村民问起：“这楼真的有过加尖的地方？”宜丰方言称楔子为“尖”。出乎意料的是，村民们纷纷说“是有，真的有！”在他们的导引下，果然在后横梁上看到：横梁的一头约尺许处，竟被生生锯断为两截成为断梁，断处的支撑物仅靠下方一块 “如意头”托住而已。后横梁本是起着重要牵拉承重作用，把它完全截断，按常理，这是几近故意破坏以使建筑垮塌的做法，但事实上这一“错误”竟千年未曾纠正，建坊之初如此，后来重修多次理应换掉却也没换掉，至今还是原样，但奇怪的是鲁班坊千余年始终稳固，此状让人费解甚至无解。就此，村民们说出了一个秘密：断梁两截的内芯，其实有一个凹凸状暗榫卯，边上再打一个洞进去用木尖拴住，洞口已被封死。——这个奥妙，实际上就是上述传说中的楔子作有，目的也许是通过改变应力来达到平衡，使整个建筑有个松紧膨胀的保险系数。这个不解之谜，或将填补唐代营造法式的一个空白。
七、本地气候环境使鲁班坊得以保存如今属于历史常态，“江南不可能保存有唐木建”之说是一种常识误区
有一种观点认为：江南潮湿，唐代木建不可能保下来，所以江南不可能有唐木建存世。——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常识误区，这种带普遍性的架上理论显然属绝对化，是不科学的、有悖实际的认知。就宜丰而言，古木建得以保存，是历史常态。理由及证据有三：
〈一〉鲁班坊的存世是历史直接事实。
鲁班坊绝对年代文献之史证已无悬念，时代形制及风格也有诸多唐代典型特征。现在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即通过权威机构，对这个建筑的不同构件取样做碳十四测定，这步工作假以时日终有最后定论
〈二〉地方宋代建筑可作断代参考之旁证。
宜丰县城有个“南园”，为北宋名士蔡曾（黄庭坚姑父）所建，属省保单位，迄今历时即将千年，黄庭坚曾作名篇《东郭南园记》以记之。南园前濒水依山，山水前后相隔均仅数丈，且雾大，这种环境明显是不利于古建的保存。然而，南园历史上虽也有多次重修，但许多宋代木构件却保存如初，建筑原貌更没改动过。理论上，南园在如此潮湿的环境中早应湮灭，之所以得以存留，主要原因就是石砌台基有一米多高，加之河边风大，因此古建意外得以保留。以保守观点论，南园很难存世，然而事实上它就是历史改动不大地在宜丰存在着！
〈三〉地以近核，地方常住民方知地方实情。
对事物的真实存在状态最知情、最具地情常识的往往是本土常住民。宜丰有句古话，叫“水浸千年松，楼阁万年枫”，这是当地土著千百年来生活经验得出的总结，意思是说松木用在水中、枫树用作楼板，则愈久弥坚，寿命远不止千年。这也有实证：
1、南园门前之耶溪河中，曾有唐代所筑堤坝，坝桩就是用的松木，现在挖出也坚如铁。
2、宜丰一些明代建筑，房子倒塌后，枫木楼板却坚紧难折。
3、县内明代建筑房梁、雀替，宜丰芳溪五岩洞中之明代棺木，都在数百年以上，即便如鲁班坊乾隆所换脊梁也有二百余年，但初看都不出数十年之新，这些木材还多半是樟木、杉木，远不及株木耐腐。
纵上所述，于宜丰环境而言，如杉木硬度以上的木材，只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被虫蛀，二是在高处且通风，几乎无一例外可保数百年或千年以上乃至未知。鲁班坊门柱一米以上木构件，多为硬木，又得出檐深远之遮护，最后加之全坊穿透，所以唐木建得以整体保存至今且原态不易，这或许是因天时地利人和所致之孤例，但事实的存在，无疑也是打破“江南无唐木建”成见的实证。
八、雄浑牌坊后面所显示的唐代毛氏聚落之盛
鲁班坊之气势，当初绝非寻常百姓家所能建。江西毛氏始祖毛俦作为唐代当朝大员，位及副宰，权势与财富无疑独盛一方，及待氏族过于集中时才作分迁之举，所以分过之势也当不小。据《毛氏族谱》所刊《珪公迁居后埠基宇记》载，毛俦之子毛珪后埠开基后，起势便旺，时“有屋百堵”，意味当时人口的聚集众多，在地方形成了旺族，鲁班坊作为贵族门第象征应势而建也理所当然。
我们在进行田野考查的过程中，发现鲁班坊之后屋基有数亩之广，再查族谱祖基图，唐宋间后埠毛氏聚落不仅屋宇辐接，而且还有尚书第、氏族宗祠等大型建筑，寺庙也有多处，可知其族之大。在古聚落遗址上，自唐至明不同时期的砖石；俯拾皆是，未出现断代；遗址后山有土坡高达二三丈，全为人工筑就，土坡出露剖面文化迭压层达两米之深，显然要上千年才可能积就；坡上古木参天，是为毛氏风水木。这种家族与历史背景，无疑为鲁班坊的维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鲁班坊这座唐代木构建筑得以整体完好地存世至今，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语：
宜丰鲁班坊千余年从未倒塌过，历史上虽有多次重修，均属个别构件修葺，如间板、藻井板、脊梁、椽子檩条，柱梁、斗拱等主件均基本为原物，样式未改动，历史变动小；鲁班坊当为江南地区唐代木构建筑最完整直观的化石性标木，也是目前国内已知存世的最早唐代木构建筑，比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发现并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857年建）早184年，比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县阳白乡李家庄唐代南禅寺（782年建）早109年！
鲁班坊记
粤稽唐咸亨历今相距千余年，中间人才之美、富贵之盛，下及物产之珍奇瑰异，莫不与时俱迁，其所存者能几？间有传焉，而闻之非真，亦如泡影梦幻，疑疑而信信也。若仙迹之存，则有异县治之东南①隅、离城七十里地名厚埠，田肥美，村殷富，群山耸叠、巉岩勃崒之状，在在悉拥。奇观下烟火万家者，即为吾族祖居毛氏。沿溪而进，面南门楼一座，颜之曰“鲁仙坊”，予童而耳熟之；比长，亦未尝至其地，深以为恨。去年②已未春，邀修谱牒，俾得从家君子后纵目以观，柱础仅六耳，无架插之巧，无雕画之精，似极寻常者，然胡为而竞以仙名？长者曰：噫，子呆矣！所谓仙者，正别有在。吾祖谵泉翁讳珪③，敝屣功名，寄情于诗坛酒社，每遇佳山水，一觞一咏，宕逸不羁，咸亨间自新建钱洲卜筑于此，披榛剔荆，经营庐舍。时众工毕集，执锯持斧者若而人，庀材料石者若而人，循循然各事其事。突有一求代斫牌坊者，叩门而请。澹泉翁留之，视其具，一切无有，凡宋斤鲁削、越镈燕函之类皆非其所需，日以劈篾团箍为务。届期，众工内竖中居，歌落，成者咸于是，仰瞻喧杂之余，顾其外亦屹然牌坊建焉。众异之，延之上座，强留不可，遂飘然竟去。追而询其姓字，但述其名曰“般”。噫！此非鲁般仙其谁与？夫有兴有废，物理之恒，即鲁仙所制，若木鸢、若云梯，亦徒寄诸想象，又安接其所存于耳目间。兹坊之建也，不甚高且大，历千余年而兵火不毁、鸟雀不巢，仙迹之存不与时而俱迁者，此岂无自而然？先澹泉翁父讳俦，登贞观戊子进士，校书宏文馆，供内廷者十有一载，与房梁公元龄相友善，沉毅宏博，深为器重，后参知江南道事，其政简、其刑清、惠泽之流尸，祝直遍万家，积善余庆，子孙繁昌，故甫一传。而澹泉翁之缔造，遂有以来仙力之助也。今筠阳一郡，皆以澹泉翁为鼻祖，览兹坊者，不惟宜共祖修葺于弗替，而世德之厚亦有以知源远而流长云。是为记。
是皇清乾隆五年庚申洪岁④十二月吉旦后裔邑禀生应求撰
（录自花桥乡《毛氏族谱》，另见清乾隆五十七年《新昌县志》）
[注]
① 实为东北方向
② 1793年
③ 瑞州毛氏始祖毛珪
④ 17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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