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锺书
1949年，钱锺书虚40岁，刚届不惑，正值人生壮年。他从这一年跨入新中国到1998年仙逝，在近50年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文革”以后的20余年，除了出版五册《管锥编》，再无其他大作品问世，与其晚年所拥有的巨大声名形成极大反差。
对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
影响了作品的产量
对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影响了作品的产量。钱锺书从未停止过对作品的修订。在精力许可的情况下，他尽可能不放过著作里的任何一个细节错误或不完善的地方。这种永无止境的修订，大大延误了他计划中其他著作的写作与出版。
虽然他在不停地修订已出版著作，但内心并没有放弃写作新书。新近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显示，他对有些书一读再读，“总是不断研究他的笔记，不断进行修改”。他不仅清晰地对其笔记进行编号，还加了许多注释和说明，似乎一直在为写几部大书作准备。残酷的是，暮年渐至，他料到已难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大量精力花费在《毛选》和
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上
1949年后的前20余年，钱锺书身体最好，精力最为旺盛，但也只完成了《宋诗选注》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通感》《读〈拉奥孔〉》《林纾的翻译》等几篇论文，并无其他著作问世。他的大量精力花费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会议翻译等事情上。其好友郑朝宗说：“没完没了的临时任务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能用幽默自慰。有一次他来信说整天忙忙碌碌为人作嫁，偶尔偷空看些爱看的书，便如八戒大仙背人吃肉，喜出望外。”
从1972年至1975年，钱锺书蜗居在学部7号楼1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在1974年哮喘大发几乎送命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管锥编》初稿的写作。该书一版四册于1979年出版，此后十余年中，他对全书进行了几次集中增订。在出版《管锥编》后，钱锺书仍然有宏大的写作计划：“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1978年与郑朝宗信，《海滨感旧集》[增订本]，第79页）此外，他一直还有用英文写一部著作的愿望。
他大概也没料到，如其所愿，天假其寿，从“文革”结束，到1998年去世，他享年88岁。但在这最后20余年时间内，他却再也没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写作计划，只留下了一堆数量惊人的读书笔记。
“浮名害我”成了
晚年钱锺书的恨语
纯粹从著书立说的外部环境来看，从1976年到1998年，这是钱锺书一生中最稳定、最有话语权、最易排除干扰、最能完成宏愿的一个时期，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浮名害我”，成了晚年钱锺书常挂在口中、铭于心中的恨语。
身体渐差与精力不济是一重要原因。除了哮喘疾病、高血压等老毛病，在年逾80之后，他还接受了几次大手术。钱锺书虽享有高寿，晚年却经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过得并不舒坦。身体渐差直接影响了他著书立说的热情，改变了他对写作的认识。他认为：“为写一本书赔上一条命不值，身体好，想写的书早晚能写出来。”
社会事务与俗务的增多，使晚年钱锺书感到无可奈何。晚年钱锺书，除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政协委员、常委外，还有诸多社会职务。虽然他极力推辞，但因社会职务多，必须要参加的活动和会议、要接见的人、要看的稿还是很多，各种题签、作序、改稿、推荐等请求更是让他苦不堪言。
复信频，访客多，耗去大量时间与精力。大量读者、朋友的各类来函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进钱府。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锺书一项重要工作，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按杨绛先生的说法计算，后20年一天平均写信三封，流散于外的信札就有两万封之巨！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耗费了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
拒绝助手，是晚年钱锺书一个不明智的决定。钱锺书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不要办公室，不要秘书，也不承担具体事务。社科院也一直有打算给他配备一二学术助手，可他拒绝了。有些人毛遂自荐，主动请求当他的助手，也被他拒绝了。对历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钱锺书来说，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出卖、背叛早已为其所惧怕与厌恶，而用助手无疑就要承担这样的风险。钱锺书写书撰文向来旁征博引，熟悉外文多种，找一个合适的助手确实不易。
（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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